我是七年级前段班,父母离婚不是太普遍的事,在我的个人成长史中,这点常常被记上一笔。像是城市传说里的,小偷在住家信箱做的记号,暗示此户独居、常没人在、几点出门等等。在我长大的过程中,也被人做过各种记号,需要被特别关切,需要被找去谈话。谈话也不是单独的,曾经在午休时间被叫
我是七年级前段班,父母离婚不是太普遍的事,在我的个人成长史中,这点常常被记上一笔。像是城市传说里的,小偷在住家信箱做的记号,暗示此户独居、常没人在、几点出门等等。在我长大的过程中,也被人做过各种记号,需要被特别关切,需要被找去谈话。谈话也不是单独的,曾经在午休时间被叫去教师办公室,我站着,导师坐在办公椅上,语重心长地叫我要用功、要孝顺、不要学坏。难得进入老师们的后台,拿下玩偶头套后的休息区,我有点分心,偷看大家的桌面都放着什么。
人们在乎大多数人的看法,少数常常被忽略,众人忘记世上有单亲家庭的存在,认为父亲母亲是理所当然都要有的。
唯一听过的「离婚」相关案例,是某同学偷听到爸妈的协议,说好等她上大学就离婚,讲着讲着就哭了。小学都还没毕业,她已经开始烦恼很多年后的未来。幸好后来她家多了个弟弟,离婚会延到弟弟上大学再实行。
我起初对这词汇没有太多想法,是从亲戚们的态度,到同学恐惧的眼泪,我开始觉得离婚是坏事。实际坏在哪里我不清楚,至少会产生人力轮值的缺口。
时期我被分配在A段班,强制留校晚自习,导师偶尔才在,大部分日子要依靠家长到校帮忙维持秩序。每次家长来监督的时间近了,我就万分困扰。家母彼时跟阿姨一起经营服饰店,上班时间是早上十点到晚间十点,轮流休假。九○年代的经济起飞,菜市场的妈妈们购买力惊人,聊天功力也很惊人,有时会在店里聊到半夜才回家。
下班后的家母常常忘记签联络簿,也从不检查功课。为了改善此现象,她突发奇想,曾经一口气签完整本联络簿的家长栏,导致我再次被抓去谈话。
也许是因为忙碌,或是太多关卡要处理。家母对于做一个母亲这件事没什么预设立场,不能来就是不能来,我只能硬着头皮被班导骂。她不喜欢陌生人多的地方,我的毕业典礼她几乎没参加过,即使我会上台领奖,她也没有兴趣,所以相关的照片,还真的一张都没有。大学毕业典礼当然也没出现,她只有叮嘱我,多买一点台大的周边商品回家。唯一的例外是高中毕业典礼,颁奖嘉宾是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不仅家母来了,阿姨也来了,她们带着相机前来,快乐地从远方参观马市长,而我的毕业照,都在别人的相机里发生。
导师的名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几年前还在路上巧遇,导师认不出我了,但我一眼就认出对方,毕竟那就是我所经历过的人间地狱。我多半是全班前三名,功课好照理说是保命伞,仍旧会被挑毛病,我猜想对方已经按捺住所有句子,没有充分对我表达意见,无论我做得再好,导师始终用看着瑕疵品的目光扫射着我。感谢大家族的各种训练,我早早放弃这种单一规则的游戏。
我会在导师的国文课上读各种弄得到的课外书,或者学校图书馆仅有的破烂缺册金庸全集,穷途末路的时候,连《古文观止》我都读,就是不听课。听课也没有用的,只会更糟。导师是虔诚佛教徒,手上的国文课、公民课、进度来不及借来的美术课之类的,都在讲佛法。班上有个乖乖牌同学,担任副班长,家里似乎是开美容院的。此位导师从不做家庭访问,唯独爱去副班长家,隔天就会顶着新发型出现。副班长总是认真听话,功课表现不是很理想,有次又考差了,领试卷时忍不住哭出来。在全班同学面前,导师非常温和地问:「妳知道为什么考不好吗?」副班长摇头。导师答覆:「因为妳业障重。」
太想离开这个地方,逃得愈远愈好,我把零用钱存起来,不为什么奢侈品,而是购入不同出版社出的各科参考书。我答题速度很快,一堂课可以写完好几套题库。国三理化课曾经团购一本厚厚的补充教材,刚开学没多久,某次小考,理化老师走到我座位,顺手翻阅我摆在童军椅上的教材,顾不得仍在考试中,他要全班注意。说他教学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套教材写完。后来理化老师发现我在阅读缺册的金庸,开始从家里带来补给我。他从不多话,会悄悄在监考时放在我桌上。那大概是一个别扭生能接收到的最大善意了。
上高中就好一点,离开相对封闭的家乡,就读台北市的学校,学生家长们的离婚率就高多了。我意识到,适时的选择分开,其实是文明的象征。有个同学常被父亲痛殴,惯犯狡猾,打在不容易被发现的躯干部位,她很希望父母分开,但父母坚持要给她完整的家庭。
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对未来充满不安,学姊带我去算命。地点是在东区的一间85度C角落,60几岁的男人在明明过冷的室内不断擦汗,大口喝着全糖的冰拿铁。收费3600元,很吉利的数字,回想起来那算法应该是基于紫微命盘,他的讲解就是一一为每个命宫打分数。记得他说我的十来岁分数很高,接近满分,我想他的解法很功能取向,很社会。的我虽然很会念书,但极度不快乐,这点竟然不被采计。
另一点就奇妙了,他算到父母宫,惊呼连连,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么低分。对方喊了好几次,我只好接话,问说怎么了。老师眉头一皱,说,妳的父母宫只有五十分,没看过这么低的分数。又问父母有什么奇诡之处吗?家父的特异难以言说,我简单回,他们离婚了。老师似乎大梦初醒,松了一口气,说父母宫总分一百,双方各占五十,这样应该是父亲零分,母亲五十分。回程路上我愈想愈不对劲,家父的等级应该是负的。如果他们还在婚姻状态,我的父母宫总分可能相抵为零,幸好他们终究是分开了。
后来我也走到身边有朋友结婚、离婚的年纪,比起过往,这些选项自然而然,松绑了许多种人生。我见过很多种分手、很多种谈判、很多种关系,异性恋的、非异性恋的皆有,见过的世面也不算少,许多次我想着要跟家母谈谈这些事,见了面又觉得矫情,什么都没说。
某次的家族聚餐,阿姨突然谈起旧事,我顺势往下问,才知道当年力阻家母离婚的,竟然是外婆。外婆可以忍受女儿被丈夫殴打,却无法接受一个没有婚姻的女儿。家母一生温顺,难得做出忤逆长辈的决定,没有娘家支持,她带着四岁的我出走,在姊姊家客厅打了好几个星期的地铺。接着她去洗车场打工,带着我去高雄投靠朋友,转回来台北跟妹妹在菜市场里开服饰店,我试着计算,做出这些重大艰难决定的时刻,她都不满三十岁。
可能有点肉麻,但这个瞬间转瞬即逝,我试着将那句炼丹一样放置了多年的话说出口。我对妈妈说,离婚真的是妳一生做的最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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