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待事物时,常很直觉的认为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但,是非的标准是什么?误判的结果又会产生什么影响?19世纪的一起冤狱提醒我们,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有时候是出于不自觉的偏见。如果能放下成见,多花一点时间看清楚。这世界,或许就会少了许多不可逆的遗憾。本文3大重点:1.「士兵心态」及「侦察兵心态」2.判断会在不自觉中,受到想要哪一方赢的强烈影响。3.「情绪化」是消除偏见,客观看待事实的答案俄罗斯圣彼
我们看待事物时,常很直觉的认为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但,是非的标准是什么?误判的结果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19世纪的一起冤狱提醒我们,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有时候是出于不自觉的偏见。如果能放下成见,多花一点时间看清楚。这世界,或许就会少了许多不可逆的遗憾。
本文3大重点:1.「士兵心态」及「侦察兵心态」2.判断会在不自觉中,受到想要哪一方赢的强烈影响。 3.「情绪化」是消除偏见,客观看待事实的答案
俄罗斯圣彼得堡有一间黑白咖啡馆(B&W CAFé),艺术家安菲莎·托希娜以35天时间,用手工,将这家咖啡馆的室内打造出黑白素描的二度空间效果。自2019年营业以来,这里成为游客眼中圣彼得堡十大最佳咖啡馆之一。顾客在黑白分明的氛围中享用一杯咖啡,与黑白混淆的世界构成鲜明反差。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受也有黑白之分——白代表「是」,黑代表「非」!是非黑白,自有一套判断对错的标准。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凭好恶感觉判断对错的人,好比是战场上的士兵,肾上腺素急速飙升,反应出于直觉,目的是保护自己,以及打趴敌人。
第二类,是了解事实后才做出判断的人,好比是侦察兵,任务不是进攻,也不是防守,而是实地访查,绘制地图,识别潜在关连,尽力准确的了解事实真相。
关于对错,我们是否能做出正确判断,取决于处理资讯时抱持的是「士兵心态」(Soldier Mindset),或是「侦察兵心态」(Scout Mindset)。这两种心态处理事情,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在19世纪发生的一宗冤狱事件,说明了用不同的心态处理事情,对他人的一生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在废纸篓里发现了一些碎纸片,经过拼凑后,发现是军队中有人向德国出售军事机密,于是展开了调查。他们很快将焦点放在一个人身上——阿弗列·屈里弗斯(Alfred Dreyfus)。他有出色的记录,过去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而且调查显示,屈里弗斯没有任何通敌动机。
然而,屈里弗斯是军队中唯一一个犹太军官,更糟的是,当时法国军队是高度反犹太主义的。所以尽管外部的笔迹鉴定专家比对了屈里弗斯的笔迹与纸上的笔迹后,觉得相似度不高,但法国的官员仍做出笔迹相符的结论。
于是他们进一步搜查了屈里弗斯的公寓,翻阅了他的档案,寻找间谍活动的迹象,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打消疑虑,反而更相信屈里弗斯不仅有罪,而且还很狡猾,显然他隐藏了所有的证据。于是他们换个方向,检视屈里弗斯过往的经历,以寻找有罪的证据。
他们询问屈里弗斯以前的老师,得知他在学校学习过外语,于是推测屈里弗斯是在做以后与外国政府通谋的准备;学校老师还说屈里弗斯的记忆力很好,而这是成为间谍的条件之一,于是他们认定屈里弗斯就是间谍的不二人选。
1894年10月,36岁的屈里弗斯被指控将法国的新式武器机密提供给德国,经过审判后,在1894年12月22日被判叛国罪。官员将他带到公共广场,撕下他制服上的徽章,把他的剑折成两半,象征拔掉他所有的军阶。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在南美洲法属圭亚那,恶名昭彰的监狱——魔鬼岛。
屈里弗斯被单独关在那里,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给法国政府,请求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以便能够还他清白。虽然有人猜测屈里弗斯当时是被他的同事故意陷害的,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是当时的法国官员普遍相信屈里弗斯是罪证确凿。
所以问题来了:人们如何能在如此微不足道的证据之下,就将一个人定罪?这代表的是何种心态?
这个例子显示的是所谓的「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在这种现象中,我们不自觉的动机、欲望和恐惧,塑造了我们解释信息的方式。有些信息感觉像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获胜,我们想保护他们;其他信息则像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击败他们。 「动机推理」,就是「士兵心态」。
看看那些关注运动赛事的球迷,当裁判判他们支持的球队犯规时,他们会非常积极地寻找裁判犯错的地方,但如果是判另一支球队犯规,他们就会说裁判判的好。或者,你读过一篇文章或一项研究,主题是关于有争议的政策,例如死刑。如果你支持死刑,而研究说它无效,那么你就会很想找出研究设计不佳的地方。但如果研究表明死刑是有效的,那么你就会说它是一项很好的研究。
我们的判断会在不自觉中,受到我们想要哪一方赢的强烈影响,这种现象俯拾皆是。这形塑了我们如何看待健康、人际关系、如何投票,以及认为什么是公平或是符合道德的。最可怕的是,我们这么做时,并不意识到正抱持着「士兵心态」。我们认为我们是客观公正的,但最终还是毁了像屈里弗斯这样无辜的人。
关于「屈里弗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幸好还有一位名叫乔治·皮夸特 (Georges Picquart) 的军官秘密重新调查了此案。
皮夸特是法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屈里弗斯有罪;他也像大多数同年龄的人一样,有点反犹太主义。
但皮夸特发现,即使在屈里弗斯入狱后,对德国的间谍活动仍在继续。 1896年,他发现军队中一位名叫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的军官,笔迹与碎纸片上面的笔迹完全吻合。于是皮夸特开始怀疑:如果我们对屈里弗斯的看法都错了怎么办?
皮夸特将证据提交给法国总参谋部,但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埃斯特哈齐在1898 年的一场审判闹剧后,被军事法庭无罪释放,搬到了英格兰。皮夸特却反而被控伪造证据而离开军队,并判入狱一年。皮夸特的罪名后来被免除,并从1906到1909年被任命为战争部长。
皮夸特花了10年时间,才为屈里弗斯洗清罪名。有些人认为皮夸特不应该被视为英雄,因为他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但皮夸特是「反犹太主义者」这一事实,反而让他的行为更加令人钦佩。因为他和他的同事虽然有同样的偏见,但他寻找和维护真相的动机克服了这一切。
皮夸特上校就是「侦察兵心态」的典型代表。这种心态不是要让某一种想法赢,让另一种输,而是尽可能诚实和准确地看到真相——即使它不漂亮、不方便,或令人不愉快。科学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侦察兵心态」,想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消除自己的偏见和动机,并尽可能客观地看待事实和证据。他们发现答案是「情绪化」(Emotional)。
虽然「士兵心态」及「侦察兵心态」都是植根于情绪反应,但却是两种不同的情绪。 「侦察兵」很好奇,他们乐于学习新信息或解决难题。当他们遇到与预期相反的事情时,他们会感到更好奇。
「侦察兵」也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不认为改变主意是软弱的表现,他们也觉得测试自己的信仰是一种美德。最重要的是,「侦察兵」实事求是,他们的自我价值与他们对任何特定主题的对错信仰无关。例如若他们相信死刑有效,但如果研究表明它无效,则他们会说「看起来我可能错了」。研究人员发现,「侦察兵」不会因承认错误而觉得自己不好或愚蠢,这导致他们也会有较良好的判断力。
「侦察兵心态」的关键是,它们与智商完全没有关系,与聪明程度或理解能力也几乎没有关系。它们是关于人们的感受。就像《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说的:
换言之,如果我们想要提高对个人和社会的判断力,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逻辑、修辞、机率,或经济学方面的指导,而是善用这些原则的「侦察兵心态」。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感受——当注意到可能对某事做错了时,学会感到自豪而不是羞愧;当遇到与我们的信念相反的讯息时,学会感到好奇而不是防御。
最终,你需要考虑的是你最向往的是什么——捍卫自己的信仰,或尽可能看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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